近期，税务部门可谓好消息不断：4月初国家税务总局披露2006年第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收），累计完成898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9%，增收1429亿元。7月初又有好消息传出：今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稳定较快增长，共入库税收19332亿元(不包括关税和耕地占用税、契税)，同比增长22.3%，增收3522亿元。
其实，1994年以后，中国税收就曾现出一条“魔方”式持续高速增长轨迹）。1994年全国税收收入不过4800亿元。1994年至1997年，年均增长在1000亿元左右。但在1999年之后，税收收入的增长进入了快车道，当年跨越10000亿元大关。2003年跃增到2万亿元，短短两年后，又突破3万亿元大关。如此长的时间跨度的税收高增长，世界上也不多见，有人将其称为“人类税收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见图1）。
面对税收的高增长，社会各界却并非同声喝彩，各方观点迥异，态度不一，叫好、兴奋、欣喜者大有其人；而担忧、质疑、批评者也不乏其人，基本上形成了肯定和否定两派，从而形成了不小的争论。
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汇集在两个方面：一是税收增长超过GDP增长是否正常？二是宏观税负是否偏重？
尽管各方广征博引，唇枪舌剑，但似乎都有道理，一时难以分出胜负。
在此，笔者无意介入这场论战，但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深思：一是税收为什么连年高增长，其增长的背景是什么？二是在税收高增长的同时，钱花到哪里去了？理清这两个问题，也许对于明确高增长形势下的政策选择，更有实际意义。
高增长的背景：成人穿着孩提时代的鞋子
从理论上来看，任何一种税收制度，都是与特定的环境相适应的，当环境因素发生变化后，就必须及时调整税收制度。因此，税收制度与环境之间的匹配关系，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处于一种动态的调整过程之中。
追溯一下现行税制的诞生背景，便可发现，1993年后期，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矛盾主要有两个：一是严峻的通货膨胀。为应对当时高达20%以上的通胀率，要调动包括税制设计在内的几乎所有可能的手段，“抑热”便成了现行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着眼点；二是严峻的财政拮据，表现为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持续下滑。
为遏制两个比重的持续下滑势头，要在税制设计中渗入增收的因子，“增收”也就成了现行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着眼点。
这两个重要着眼点，同当时只有50%上下的税收实际征收率相遇，“宽打窄用”的理念，也就作为一种自然选择，进入税制设计过程。这就意味着，即便只着眼于5000亿元的税收收入目标，在只有50%税收实际征收率的条件下，也需事先建构一个可征收10000亿元的税制架子。所以，最后构建的税制是“宽税基、高税率”的框架。以税收收入中比重最大的增值税为例，当时就选择了具有抑制投资效应的生产型增值税，并且将基本税率定在了17％。
世界上实行增值税的120多个国家中，绝大多数都采用了消费性增值税，我国的这一税率，相当于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国家23％的税率。在企业所得税上，税率定在33％，欧洲国家多为29%左右，德国、澳大利亚经过这几年的改革，都低于30%。税前扣除项目方面，我国也作出了对劳动工资、资本故障、风险故障、研发费用等，均不作足额扣除的规定。
在这样一种税制框架下，经济增长无疑会增加税收，但影响更直接的，也是更有力度的一个变量，则是征收率。
根据国家税务局的测算，1994年我国税收的实际征收率为50％多一点，2003年已提升至70％以上。
从理论上来讲，税收收入等于税基、税率与实际征收率的乘积。其中，税基与税率的乘积，可以称为理论收入。假定税基为100元，税率为20％，则税收的理论收入，应当为20元。在实际征收率为50％的情况下，20元的理论收入只能实现10元。如果将实际征收率提升至70％，则可以实现14元。这就意味着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实际征收率的提高，导致税收收入增长40％。
如果说在1994年以后的最初几年里，税收收入的高增长，带有一定的恢复性质，也是改革的初衷的话，那么最近几年税收的高速增长，该如何判断？这种变化趋势是不是合乎规律？是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些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自1990年代末以来，中国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我国经济已从过去的资源约束型经济，转为需求约束型经济，曾经出现了通货紧缩。后来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之后，在宏观经济出现过热苗头时，又及时进行了宏观调控，目前物价基本稳定。伴随着政府经济调控能力和调控艺术的增强，针对恶性通货膨胀的税收政策，早已完成其历史使命；第二，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看，1994年为11％左右，目前已达到20％左右，从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来看，已经由1993年的22.0%，上升到了2004年的54.9%；第三，作为当时税制设计依据之一的实际征收率，已由50％提高到70％左右。
环境因素的变化，导致现行税制的实施基础的动摇，因此，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决定。从那时起，到2006年6月，税制改革方案有些内容已经实施了，包括以下几项：一是2004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改革了出口退税制，并在2005年10月份，又对2004年的出口退税改革方案，作了进一步调整；二是2006年1月，改进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提升，最终拿出了从800元提升到1600元费用扣除标准的方案；三是完善消费税，自2006年4月1日开始实施，对于高档汽车，实木家具等，提升了税率；四是关于城乡税制统一。经过两到三年的演进之后，在2006年1月1日开始宣布在全国取消农业税制。
尽管新的税制改革已经启动，但综合来看，新一轮税制改革，还没有真正的到来。主要原因是，目前中国现行的税制结构，是流转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的税制结构，而增值税改革和所得税改革，才是新一轮税制改革的主体内容。
目前的经济环境与1994年制定现行税制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税制改革却依然是“只闻楼梯响，未见人下来”的状态。因此，有人戏称是“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仍然脚穿孩提时代所购的鞋子”。
这种比喻也许有点牵强，但却是很能发人深思的。13年基本不变的现行税制，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的不相匹配，的确已成为障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正常因素。
从增值税来看，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属于生产型增值税。这种税制给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种增加投资、扩大税源的激励。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只要在本辖区内搞个工业企业，它就会给自己贡献税款。于是，地方政府就会采取各种办法招商引资，采取很多过度的亲企业政策。为此，有些地方政府廉价地从农民手里征来土地，大方地转让给企业，甚至免费使用；一些地方政府采取种种积极或消极的办法，默认企业压低工人工资，为了吸引和留住企业，也可以放宽环保标准。
地方政府这样做当然收益颇丰，不断地上项目、吸引投资，首先带动本地GDP的高速增长，然后再带来不菲的税收收入。然而，大量的投资将带来土地、资源的消耗，不利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背后，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地方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模式。
从企业所得税来看，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内资企业、外资企业两套所得税制度并存为特征的“双轨制”所得税制模式。这种税制的特点，是对外资企业有诸多的优惠，表现在外资企业的税前扣除，多于内资企业（比如，内资企业有计税工资概念，而外资企业没有）以及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由于各种优惠政策，大大低于内资企业（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平均税负，只有11％，中国一般内资企业的平均税负率，要高出一倍，达到22％，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税负率，更高达30％）。
外资企业的上述“优势”，实际上构成了对内资企业的不公平。不公平的待遇，必然影响到内资企业的发展、以及民族经济的发展壮大，从而会导致国家经济抗风险能力大大下降。
韩国和阿根廷都是靠利用外资、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但在遭遇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经济能够较快恢复，而阿根廷的经济却长期难以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韩国的民族经济比较强大，而阿根廷过于依赖外资，民族经济比较弱小。这些经验教训，必须引起重视。
综上所述，在特定环境下产生的现行税制，其自身就有一种导致税收高增长的内在机制，由于我们目前的所处的环境，已经与当时税制设计时的环境迥然不同，并且现行税制已经在对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再去争论税收高增长与GDP增长，是否协调等问题，而应当利用税收高增长的时机，及时启动新一轮的税制改革，实施增值税的转型，以及企业所得税的并轨，并通过改革缩减流转税，逐渐提高财产税和所得税的比例，尤其是提高其在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中的比例。把政府与民众的收入和财富，捆绑在一起，激励政府服务民众。如果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源，是财产税和所得税，那政府就会想各种办法提高民众收入。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一项改革使所有群体都因此而受惠，或虽然只有一部分群体受惠，但其他群体的利益，也没有因此而受到损害，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我们当然希望税制改革出现类似“帕累托改进”效果。但如果结果并非如此的话，政策的最终决策者，就应当权衡利弊，比较成本效益，坚决地拿出方案，果断地进行决策，决不能在犹豫迟疑中，错过有利的改革时机。
高增长背后的支出：是谁动了我的奶酪?
从经济学来讲，税收是牺牲学，牺牲微观利益，维护公共利益。因此，面对税收的高增长，我们还必须从支出的角度，分析钱花到哪里去了。
下面，我们以教育经费与行政管理费为例，进行分析。
1980年代末，原国家教委成立专门的“教育经费研讨小组”，研究我国教育经费投入规模和指标问题。该小组参照国际通用的、把公共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衡量一国政府对教育经费投入水平的重要指标，根据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基本需要，提出我国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990年代中期或到2000年，应达到发展中国家4%的平均水平。
根据国务院相关部门意见，财政部门又进一步将我国公共教育支出的计算口径，扩大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与国际口径相比，增加了三项：城乡教育费附加、企业办学支出、校办产业减免税部分用于教育的支出），并将此指标正式列入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之后又在《教育法》中作出相应规定。
但时至今日，4％的目标仍然没有实现。根据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和中国统计年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在2002年达到最大值3.32%，但之后却又掉头向下，2003年为3.28％，2004年为2.79%。这一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解释，行政管理费包括行政管理支出，党派团体补助支出，外交支出，公安安全支出，司法支出，法院支出，检察院支出和公检法办案费用补助。1978~2004年各年的行政管理费支出情况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1978年行政管理费为52.9亿元，2004年上升到5521.98亿元，26年间增长了100多倍，大大超过同期GDP的增长速度。
也许单纯的纵向比较，还不能全面清晰反映出我国行政管理费的情况，下面我们对此作一下国际比较。
一是我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2004年达到14.25％，比美国高出9个百分点；二是我国2005年税收收入达到30000亿元，税收官员为100万人左右。美国国家税务局每年税收收入1.7万亿元，税警只有10万人。日本税收收入数倍于我国的税收收入，但日本的税警只有5万人；三是2004年我国的政府采购规模达2200亿元，其中汽车采购额就高达500亿元。据保守统计，我国公车目前已达350万辆。据有关媒体报道，韩国首都汉城（首尔），一共有4辆公车。
在财政收入规模既定的前提下，用在某一方面的支出增加，必然导致其他方面支出的减少。正是由于行政管理费等支出的巨幅增加，导致教育经费的相对减少，以及学生学费的大量增加。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曾经说过：“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这意味着，甚至连副部长这样级别的官员，单靠一个人的工资，实际上也供不起如今的一个孩子上大学。
部长尚且如此，那收入有限的普通老百姓呢？近几年几乎每年高考之后，都有孩子考上大学，父亲或母亲撒手人寰的消息见诸报端，这是一种非常发人深思的社会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以杜绝悲剧的重演。
这使我们联想到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判断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基本判断下，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20多年来，在这一正确的政策指引下，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基本矛盾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发展之中。前些年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即是一个很好的说明。“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解读这句话的寓意可以发现，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界定的基本矛盾，已经在“端起碗吃肉”的过程中淡化了，新的基本矛盾在“放下筷子骂娘”的过程中，逐步浮现出来。巨额的医疗费用、高额的学费等，成了居民难以承受的支出项目，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与公共品供给不足的矛盾，正在进一步加剧，并逐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面对着新的矛盾的出现，财政支出结构必须作出相应调整。但税收的“超收”对于支出结构的优化，带来了不利影响。所谓“超收”，是指实际收入数超过预算收入数的部分。
“超收”现象的存在，一方面说明税收收入预算不准确；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预算执行的弹性较大，特别是在现行制度下，大量超收收入的使用，必然影响到预算执行的严肃性。
预算确定的税收收入增长，在年初就已经被预测到，并被安排到年度预算支出中。而税收超收，则是“计划外”收入，其用途并未在批准的预算中反映。近年来我国的预算执行结果表明，在税收大幅度超收的同时，预算支出也基本同步“超支”，即每年有1000多亿元税收超收，未纳入年初的预算安排，而由政府在预算执行中，“自主”追加安排支出。
如此大量的税收超收收入，由政府根据需要用于预算追加拨款，实际上打破了国家预算的整体安排和统筹规划。这也是一些“法定”支出，如教育法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在年初预算审批时看起来“合法”，可结果却“不合法”的根本原因所在。
因此，在税收高增长的情况下，我们应根据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及时地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满足社会对公共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当前尤其是要增强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强化人大的预算决算监督，并在财政支出的具体使用上，进行绩效考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以保障微观方面牺牲的“奶酪”，完整有效地转换为社会公共需要的“奶酪”，让人民群众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和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以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