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调整的实质是国际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

　　近年来，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国家鉴于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屡创新高、外汇储备已高居全球榜首，而纷纷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们认为中国当前产生高顺差现象的原因，美欧各国激烈反应的背后，以及我国今后的应对策略等一系列问题，事关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鉴于此，我们在此发表拙见，以期抛砖引玉，为探究问题解决之道尽绵薄之力

　　工业革命推动了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围绕着巨大的全球利益分配，国家之间利用关税和货币手段进行的博弈从未停止。回首历次贸易争端不难发现，除了那些难以名状的非关税壁垒外，相互补充和替代的关税和货币手段充斥其间。

　　在二战前，关税手段似乎最为主要，不仅到处可见反倾销关税、非常进口法等字眼，而且诸如美国革命这些改变世界进程和格局的大事件的主要起因也源于关税问题。

　　二战后，关贸总协定的签署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制约了关税的运用。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名义汇率成为各国间经济调整和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也成为国际经济斗争的焦点。

　　转嫁经济调整负担

　　从理论上讲，汇率不是调整顺差的有效手段，但汇率变化不仅可暂时改变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地位，还可以有效转嫁经济调整的负担。从生产要素的价格看，竞争地位的变化要求其价格发生相应改变，其中尤为敏感的是劳动力价格的变化及其调整方式。

　　当前，生产能力的提高增加了中国劳动力的竞争力，充裕的供给抑制了本币计价的劳动力价格上涨，因此中国生产力的提高将对全球劳动力价格产生强烈的下行压力。

　　在目前世界各国普遍不存在产出缺口，特别是欧元区和日本仍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失业率分别高于中性失业率0.31％、0.2％的现实下，如果维持汇率不变，工资刚性（或黏性）将使就业向中国转移，较高的失业率将是生产力水平相对下降国所不得不承担的经济调整负担。

　　然而，倘若人民币在此时显著升值，情况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虽然中国以本币计价的工资水平可以维持不变，但以外币计价的工资水平必然有所上升，并导致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下降。一旦汇率上升速度高于生产力相对增长速度和国内工资的下调速度，中国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就将明显下降，国内就业压力会显著增大。

　　尽管相对较快的生产力增长速度可以借助时间来改变升值导致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一次性升值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不会改变长期均衡的顺差水平；但是如果在整个再生产周期中，升值速度超过生产力增长速度，企业长期利润将下降，最终一些生产水平较低的企业将被淘汰，顺差均衡水平也将有所降低。

　　当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决定了国内储蓄率面临一定的向下刚性，升值在促进国内有效需求方面作用有限。加之，中国短缺的资源和技术进口又受到种种贸易壁垒，进口对汇率变化的弹性自然也相对较低。因此，快速升值主要通过减少出口的方式降低顺差，其结果是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劳动力供给过剩状况加剧，中国将承担更多的全球经济调整义务，以国内的高失业率换取发达国家的高工资。

　　调整时滞难题

　　虽说人民币升值能带来一定的财富效应，但这种财富的分配以及能否增加中国的对外购买力却很值得思考。

　　首先，升值确实增加了中国居民和资产方人民币的购买力，但鉴于目前中国资本项下尚未开放，庞大的对外债权主要以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形式存在，由于与本币负债方之间存在巨额的货币错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本币升值给中国带来的财富效应。

　　其次，对外购买力是由中国的外汇资产负债状况和未来赚取外汇能力共同决定的。如果中国今后仍然沿用现行的对外资产计价和外汇资产管理方式，则本币升值对存量资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本币计价的债权贬值。

　　同时，尽管从长期看货币升值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影响较小，但在一定时期内除那些具有绝对国际自主定价能力的产品外，多数外贸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将不同程度地下降，从而影响中国的创汇能力。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人民币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升值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破坏性作用。如果考虑到汇率对宏观经济的滞后作用，人民币汇率调整更应慎之又慎。

　　众所周知，国际贸易的周期一般较长，从下单到交货通常至少需要三个月；进入、退出国际市场的门槛普遍较高。为保住市场份额，厂商在一定时期忍受亏损是可能的。尤其是面对国内需求不足或弹性较小，无法消化出口下降导致的剩余产能时，以及劳动合同违约成本较高或产业本身存在退出壁垒时，厂商更需要权衡短期和长期利益。

　　通常，只要出口价格高于可变成本，继续生产和出口都是必要的，都符合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有研究表明，顺差对汇率的时滞期将介于产品的生产周期和投资再生产周期之间。例如日本，在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分别于1985年和1986年升值25.6％和26.5％，但直到1987年顺差才开始下降。

　　时滞期长且难以准确判断，必然使汇率政策面临较高的风险。即使升值速度足以使未来顺差减少到政策制定者所希望的水平，政策时滞仍将使当期顺差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从这个角度上看，短期内升值不会显著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升值对实体经济利润的负面影响将主要限于出口部门。

　　与此同时，升值预期将导致国际短期资本大量流入，压低国内的实际利率，从而引发国内资产泡沫。随之而来的财富效应和投资冲动会显著推升短期消费和投资，国内经济增长速度不仅不会下降反而有可能上升。如此一来，将给人以升值幅度不够高的错觉。升值的国际压力非但不会减少，甚至会随之增大。同时，强劲的经济也会使人们误认为升值的负面影响较小，从而进一步强化升值预期并付诸于行动。

　　但是顺差对汇率的时滞不是无限的，企业无法长期忍受亏损，最终顺差会对升值进行反应。虽然实体经济利润下降和资本流入会压低本币的实际利率，但是以外币计价的投资回报率是在本币投资回报率上外加本币升值收益，加之低实际利率将促生资产泡沫、显著提升投资的资本利得，因此国际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并不低。

　　面临传导风险

　　当升值终于导致顺差显著减少时，出口部门萎缩、国民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对生产和利润的负面影响，将会沿产业链由出口部门向实体经济的其他部门传导；而且伴随本币升值速度的放缓，本币升值收益也会下降，流入的国际资本也逐渐减少，受流入资本压制的实际利率得到恢复，国内资产泡沫随之破裂。

　　国内资产泡沫破裂的财富效应和对投资的抑制，将不可避免地引发消费和投资下降，使经济步入衰退，进而加速外资的撤离，导致经济发展迟滞，社会动荡。日本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988年日元汇率开始掉头，1989年资本外流使资产泡沫破裂……到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已步入漫长的调整期，政府屡屡更迭，民众怨声不断。

　　因此不难看出，当前一些西方国家纷纷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原因，在于抵消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外部性，通过迫使中国承担更多不必要的全球经济调整义务以维护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如果人民币以不恰当的速度和幅度升值，必将极大地降低中国从经济全球化中的获益能力，导致经济发展迟滞，甚至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