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平面到立体”复制是否侵权

　　复制权是著作权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利。对于“平面到立体”这一复制形式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各界还存在很大争论。本文通过分析司法实践，认为是否承认“平面到立体”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背后，有着更深一层的价值考量，以及法律体系思维的惯性。在现阶段，在进行立体转换时，要视具体的著作权客体而定，美术作品可认定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而图形作品则不构成。

　　“平面到立体”是否构成复制

　　对复制的定义，2001年修改后的著作权法表述为：“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的权利。”虽然删去了原第五十二条第二款“按照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进行施工、生产工业品的不属于本法所称的复制”，但是，从上述条文的表面文义看，复制是否扩展到“平面到立体”，并不十分明确，因为列举式规定只是指向“平面到平面”这一复制形式，对于其他形式则避而未谈，只是以“等”字加以模糊概括。

　　我国大部分学者认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不包括“平面到立体”，如曾参与著作权立法的沈仁干先生所言：“复制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复制概念，包括复制平面作品和将平面作品制成立体作品，将立体作品制成平面作品。本法规定的复制是狭义的。”持此观点的还有许超、郑成思等学者，他们认为，虽然国际上通常将“平面到立体”也视为复制，而我国没有引进这种概念是基于国情所致，如目前给予太高水平的保护，将会导致许多工业领域的生产寸步难行。
　　
　　法律理论上的谨慎论证，并未阻却司法实践对复制含义的适度拓展。在曾产生较大影响的范英海等诉北京市京沪不锈钢制品厂一案中，被告因将平面雕塑作品照片复制成立体雕塑作品而被判定侵权成立；同样，在2006年的复旦开圆文化公司诉冠福现代股份公司一案中，被告在未经合法授权的情形下，将平面的生肖卡通形象转换成立体的储蓄罐，亦被法院认定为侵犯了原告的复制权。无疑，司法实践打破了“平面到立体”一概不能认定为复制的禁忌。

　　但是，在迪比特诉摩托罗拉著作权纠纷一案中，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线路板设计图虽可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而摩托罗拉公司按照印刷线路板设计图生产印刷线路板的行为是生产工业产品的行为，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可见，该案的判决结论与前述的范英海案、复旦开圆案明显不同。为何同为“平面到立体”的转换，判决结果迥异，这一分歧的原因何在？对此，我们应予以理性的分析。

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经验

　　在我国台湾地区，对“平面到立体”是否属于著作法意义上的复制，亦一直争论不休。台湾地区的1986年著作法规定：“重制权（即复制权，下同）：指不变更著作形态而再现其内容之权。如为图形著作，就平面或立体转变成立体或平面者，视同重制。”而此后，台湾地区分别于1992年、2006年对著作权法进行了两次修正，对复制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仅规定“重制：指以印刷、复印、录音、录像、摄影、笔录或其他方法有形之重复制作。”从而删去了1986年旧法中关于图形著作“平面到立体”部分的内容。这一法律语义范式的转变，导致理论及司法实务对重制问题失去确切性判断依据，亦由此产生绵延不息的纷争。

　　在台湾地区，著作被分为美术著作、图形著作两类。美术著作是指利用色彩、明暗、线条、平面的或立体的美术技巧，以美感为特征而表现思想或感情之创作，包括绘画、法书、雕塑及其他；图形著作是指利用图之形状，线条等制图技巧，以学术或技术之表现为特征而表现思想或感情之创作，包括地图、图表、科技或工程设计图及其他。1992年修正之初，台湾地区的理论、实务界对美术及图形著作均采“否定说”，认为比较新旧法的规定，根据“明示其一排除其他”原则，将平面的著作转为立体物时，不符合“重制”的新定义之内涵，司法实践亦确实遵循了这一理念，如“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七八〇号”、“高等法院八十一年度上易字第一五〇二号”等判决。但是，1997年“最高法院台上字第五二二二号刑事判决”成为“重制”外延扩展的转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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