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低端陶瓷“走巴西”的背后

在13%的出口退税政策鼓励下，中国一些利润率很低甚至是负数的中低端陶瓷企业，依然可以靠出口，活着。

　　而且，这些主要是金融危机后被“请”出广东佛山的陶企，正在中西部野蛮扩张。

　　在为内陆带来就业和税收的同时，也再次考验着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和控制能耗的决心。

　　这种由于扭曲的税制刺激引发的虚假出口繁荣，或被一些专家称为“卖血经济”，是否应该继续？小小的陶瓷，或可看成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央调结构决心的试金石。

　　中国经济最大的结构之困——出口对经济的拉动远大于消费——带来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今年一季度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比第二名的日本高出近两倍。而据专家估计，中国为应付外部流动性所必需的外储规模只需约1万亿美元。

　　这些中国人民多少年来以环境、资源和低工资为代价积攒起来的血汗钱，在美元贬值的趋势下，正面临着巨大的保值压力。更糟糕的是，虽然3万亿甚至都可以买下一个国家，但现实中除了美国国债或欧债这样的金融产品（纸）以外，我们想买的比如资源、技术等东西，其实都很难买到。

　　对外，有价无市；对内，天量外储更是助推了国内的通胀和资产泡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称，自2004年以来，央行投放市场的基础货币，全部来自购买新增外汇储备的人民币。因此，央行执行何种货币政策，几乎取决于央行对冲力度的大小。

　　谁都知道要变。但怎么变，尚未公开讨论。不过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外储管理改革正在谋变，这也是外储投资多元化（保值增值）的前提。

　　但比怎么盘活存量更重要的，是怎么遏制新增的外汇储备（一季度的外储，就比去年同期快速增长了24.4%），而这又回到了“调结构”。

　　一沙一世界。不起眼的陶瓷，折射的恰是中国经济的大病灶。

　　遭欧盟高关税拒绝后的中国陶瓷企业，特别是中低端企业，纷纷挺进将要举办足球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巴西市场。然而让人惊讶的是，这些企业大都没有能力内销，而被迫“走巴西”挣的却并非巴西人的钱，而是中国政府的出口退税。

广东佛山一陶瓷企业。中低端陶瓷生产企业以高污染、高能耗，甚至是以出口退税等财政补贴换来的虚假出口繁荣，是否应该继续？（东方IC/图）

　　西边不亮南边亮

　　就在欧洲市场对中国陶瓷企业关闭大门的时候，南美则开启了一扇窗。

　　在刚刚过去的广交会上，周扬心情大好。她负责的东鹏陶瓷南美项目组，从南美获得的订单量比去年增加了20％。

　　这3年来，南美的销售量呈直线上升，现已占到这个来自广东佛山、排名前十的陶瓷公司国际业务的70％。

　　在2011年的广交会上，像东鹏陶瓷这样“收之南美”的陶瓷企业很多。

　　中国陶瓷企业南美市场看涨的背后，是他们几乎集体被挤出了欧洲市场。

　　“欧洲市场是做不下去了。”佛山泰迪腰线工艺厂总经理杨世豪叹道。之前该厂有10％的瓷砖出口欧洲。现在，五六十万的货压在仓库，欧洲客商就是不肯提走。“税比货都贵，他们宁愿先付点货款，也不敢出货。”杨说。

　　而公司展示的腰线，已经改为南美人喜欢的风格，仅有的几块出口欧洲的简约风格腰线则摆在了最不起眼的地方。

　　中国陶瓷企业不仅在广交会上坐等南美客商，更主动进攻。

　　2011年3月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国际建材、五金及厨具卫浴设备展览会上，英特利陶瓷有限公司的员工刘伟发现，参展的中国陶瓷企业数量，从去年的20家发展到了今年的60家，其中百分之六七十都来自佛山。

　　在2007年广东实行“腾龙换鸟”的产业转型战略之前，佛山的陶瓷产量曾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全球的八分之一。

　　现在3座陶瓷博览城、150家陶瓷企业总部和1100家营销中心，成为了佛山的新名片，而那些属于高污染、高耗能的生产企业则纷纷转移到内陆。

　　而进军南美市场，目标首推巴西。“未来三年，巴西会是新的增长点。”说到巴西，广东新明珠陶瓷集团国际贸易部副总经理卢伢珍的眼里闪着亮光。新明珠陶瓷是中国建筑陶瓷的龙头老大。

　　前述东鹏陶瓷今年的发展重点也在巴西。

　　理由显而易见：作为新兴经济体之一的巴西，正在筹备2014年的足球世界杯和2016年的夏季奥运会。26％的奥运场馆需要新建，超过40000个客房需要按照国际奥委会规定的标准装修，地铁、快速公交线路、赛区重要景点以及地区之间的公交网络等都要在2015年前改造完成。

　　根据巴西瓷砖制造商协会的预测，2011年巴西瓷砖国内市场销售将达到7.39亿平方英尺，增长率达6％。

　　巴西当地的陶瓷企业主要生产小规格的瓷砖，而基建项目上随处可见的大规格瓷砖，只能从中国进口。很多巴西客商走进中国陶瓷企业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有没有大砖。

　　挣的就是出口退税

　　然而让人惊讶的是，中国陶瓷企业，特别是中小型陶瓷企业，“走巴西”挣的不是巴西人的钱，而是中国政府的出口退税！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出口退税，很多陶瓷企业就只有死。

　　泰迪腰线工艺厂就是这种企业的缩影。该厂的产品80％用于出口，绝大多数是贴牌。

　　这两年，几乎所有的原材料都在上涨。2010年6月，氧化镨的价格是16万元／吨，现在已经翻了一倍多，涨到36万元／吨。钛白粉也是同样的情形，2010年9月还是9600元／吨，现在已经是14000元／吨。

　　不仅仅是原材料，劳动力成本至少上涨了百分之三十，去年工人的工资差不多是1000元／月，今年最少要给到1500元／月。

　　由于成本的上涨，泰迪的利润已经从以前10％的利润陡降为负8％。正常情况下，泰迪早该关门大吉。

　　然而，金融危机期间的2008年和2009年，财政部连续两年上调陶瓷类产品的出口退税，从9％提到11％，后又提至13％。正因为有了13％的出口退税，泰迪靠出口还能获得5％左右的微利。

　企业靠出口退税养着，这并非个别现象。

　　“要问我们盈利多少，那要先看出口退税退多少。”英特利陶瓷的刘伟说。事实上，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英特利把开工时间都挪到了晚上，因为白天两元钱一度的电费，到了晚上只需要六毛钱。刘伟说：“企业的成本已经降到不能再降了。”

　　在中国一些中小陶瓷企业被迫“出口”求存的背后，是他们基本没能力内销，尽管内销的利润远大于出口。业内效益好的往往是内销企业，多数国内的知名企业都在用内销接济外销，而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却只能做外销。

　　杨世豪就很羡慕那些能把品牌做大的企业，“品牌是产品的附加值，像我们只能赚点加工费。”

　　出口退税“还魂汤”

　　2009年，可谓是中国陶瓷企业最为难过的一年。金融危机连带房地产市场的下滑，让年出口量增长率保持在30％的广东建筑陶瓷突然间降到负增长。广东潮汕地区有四百多家工厂处于半停产状态。

　　为稳定出口和保证就业，当年4月1日起，国家上调陶瓷产品的出口退税，从5％提高到9％。这对陶瓷出口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此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广东陶瓷出口量发生 V型反转，从2009年2月的1138万平方米，增加到2009年6月的3274万平方米。4％的出口退税率差约为企业增加了12亿元的利润。

　　佛山陶瓷协会秘书长尹虹说，国家将出口退税由5％提高到9％，陶瓷出口企业马上降价4％，相当于在用中国的财政收入补贴外国人。

　　2010年6月，陶瓷产品的出口退税再次上调4个百分点。同年，建筑陶瓷产能急剧扩张。江西、河南、广西、陕西、贵州、安徽等新兴建陶产区产量增长超过100％。据初步估算2010年全国有六百多条新（改扩）建陶瓷砖生产线陆续建成投产。

　　产能急剧扩大，加剧了中国瓷砖行业早已存在的产能过剩。

　　而过剩的产能，除了有品牌的大企业能在国内销售，绝大部分中小企业就只能通过出口消化。2010年，由于出口退税上调的利好，中国陶瓷出口增速创出历史最高纪录。全国出口陶瓷砖约8.6亿平方米，增长26.5％，出口额38.5亿美元，增长34.6％。

　　由于潮涌海外市场，中国企业惯常的价格战也随之在海外市场打响，进一步侵蚀行业利润。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秘书长缪斌在《2009—2010世界建筑卫生陶瓷产业形势分析》中称，陶瓷行业是资源型、能源型行业，从国家的长远利益来考虑，协会不主张中国的陶瓷大量出口，尤其是低价大量出口，他们向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提出对陶瓷产品取消出口补贴，并根据形势采取限制措施，不能让大量宝贵的资源低价地做成产品出口。

　　调结构试金石

　　今年两会后，下调“两高一资”行业出口退税的消息，在坊间传得沸沸扬扬。甚至有媒体猜测，下调时间很可能就在5月5日——109届广交会结束之后。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最近也有此耳闻。不过，自2010年7月15日起，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取消了包括部分钢材、有色金属加工材、银粉、酒精、玉米粉、农药、医药、化工产品、塑料及制品、橡胶及制品、玻璃及制品在内的406个税号商品的出口退税。

　　出口退税的大方向从去年起已经开始转向，今年的再次下调并没有让白明有太多意外。

　　2010年，中国出口退税高达7328亿元，占到税收总额的10.5％。然而，其作为政策工具的合理性和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引发了学者更为深入的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姚枝仲认为，中国出口的总体价格弹性，只有0.65。如果出口企业将出口退税全部用于降低出口价格，则看似鼓励出口的8000亿元出口退税，实际上将导致中国得自出口的收入减少2800亿元。这就意味着，国家财政拿出8000亿退给出口企业，但是企业实际上只得了5200亿，另外的2800亿通过降价补贴了外国人。

　　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并明确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列为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出口退税势必会在调整出口产业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单靠取消或下调出口退税率能否有效地调整出口企业的产业结构，白明对此划了一个问号。

　　白明认为，现阶段，对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依然是一刀切、大线条式的方式。

　　当出口退税率调高的时候，一大批低附加值的产品搭了政策的便车。当外部经济环境回暖后，起到政策作用的出口退税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调高的出口退税率不会在短时间内下调。低端产品依旧在搭便车，产业升级速度缓慢。

　　在调整产业结构的时候，也有同样的弊病。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低端制造业，意大利的小作坊也能生产出几千元一件的衣服。钢材是“两高一次”的产品，但高质量的钢材我们还要从国外进口。

　　白明对记者强调，调整产业结构并不是要搞垮谁，淘汰谁，而是应该在政策上进行引导。对同门类产品可以有差别、有层次地设计出口退税率，对于低附加值的，采取低的出口退税率，对于附加值较高的，适当给予较高的出口退税率。由粗线条变为精密，则需要更为系统和复杂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