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单边责任”约束中国制造

　　在中国，从深圳、东莞、中山一直延伸到佛山，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园区成百上千家玩具工厂在夜以继日地赶工生产。“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上世纪80年代产自深圳特区的名言，如今仍贴切地概括着珠三角玩具加工厂的命运：如果无法按时完工，中方企业必须按照产品的欧美售价，赔偿巨额违约金；如果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中国企业必须召回全部产品；如果产品设计出现隐患，根据代工流程，仍然可以判定是中国企业的责任。甚至，在非“买断合同”的情况下，产品卖不出去，中国企业也要承担损失。国际采购商将责任一股脑儿推给中国制造商。

　　美泰召回事件给了中国玩具制造一记警钟。本报记者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上述“单边责任”约束不仅在玩具制造业中发生，大量的中国制造同样承担着巨大的“单边责任”风险。

　　美泰代工商自缢后的“50天之变”

　　9月21日，美泰全球业务行政副总裁迪汤姆旋风般访问中国并表示：美泰召回的玩具绝大部分是由于美方设计缺陷所致，不是中国制造商的问题，美泰愿为召回负全面责任。

　　在此16天之前，也即9月5日，全球最大的玩具生产商美泰宣布召回675000件中国生产的芭比玩具，因为它们的涂料含铅量可能超标。这是该公司今年发生的第三起关于“中国制造”的玩具召回事件。

　　在此50天之前，也即8月2日，美泰正式对中国生产的玩具进行第一轮召回，当时涉及的代工企业为佛山利达玩具有限公司。8月11日，该企业负责人张树鸿于工厂仓库内自缢身亡。

　　在沉默50天后，是什么原因让美泰主动表示承担全面责任？张树鸿的自杀是否与召回事件有关？美泰拥有一流的质量监控体系，利达拥有13年的良好代工记录，为何“快乐的玩具”还会出现“安全危机”？在短短的50天中，全球的玩具产业链条发生了哪些变化？

　　美泰道歉

　　“美泰召回事件出来后，中国政府在产品出口时加强了开柜检查。以前玩具开柜率在1%～2%，最近开柜率最高时可以达到40%～50%，即使较低时也有10%以上。”深圳市华坤宝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谷武向记者透露，如今正是圣诞节发货期，开柜比例过高，肯定会耽误船期。另外，合同规定离岸之前所有费用都由中国加工工厂承担。

　　“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估计美泰也很着急。”有业内人士分析，美泰一年大约采购8亿只玩具，其中80%在中国生产。如果目前美泰还有圣诞节产品没有运到美国，按照这样的发货速度，可能会对美泰的市场销售计划造成影响。

　　“任何国家制造的产品，都可能出现召回事件，这是正常的。但是部分美国人妖魔化‘中国制造’将召回事件扩大化。”谷武分析说，如果美泰不及时说明真相，表示承担责任，中国的加工企业可能会更急。

　　据了解，在美泰发生中国产品召回事件后，一些妖魔化“中国制造”的舆论，不仅打击了美国经销商和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信心，甚至引起了全世界经销商和消费者对“中国制造”产品的质疑。

　　谷武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在墨西哥一个最大的客户本来有一个500多万美元的订单，准备在八九十月份分三批出货。美泰事件出来后，客户把订单延迟了，因为担心产品市场销售受影响。直到现在美泰出来主动承担责任才使事态明朗。现在公司正在赶第一批货，估计圣诞节之前只能完成两批货。”

　　“出口前的开柜检查不涉及设计问题。”有业内人士猜测，事隔一个多月后，美泰才首度就召回产品向中国道歉，并且强调中国制造的玩具主要是设计问题，美泰要承担全面责任。除了说明真相外，美泰的言下之意是不是暗示中国不需要太过频繁地开柜检查了？美泰此次主动认错，是否有希望中国加快货物出口的味道？

　　“经过美泰审核的内地工厂，只要严格按照合同生产，质量不会发生问题。”深圳某玩具企业负责人周玉（化名）告诉记者。

　　周玉曾经先后在鑫达玩具、美泰玩具、创英玩具、镇泰集团、广州喜莱等企业担任过QA工程师（QA是英文Quality Assurance 的简称，即质量工程师，负责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所要求的有关品质保证的职能）、生产支持工程师、PE高级工程师（PE是英文Process Engineer的简称，即工艺工程师，负责产品制造工艺的设计和贯彻的职能）、生产经理以及厂长等职务，拥有16年的玩具代工行业经验。

　　周玉在美泰玩具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担任生产支持工程师期间，主要负责“确保供应商理解美泰对所需要物料的要求并保证提供合格的产品”、“审核供应商的品质保证体系以及生产技术能力是否具备满足本公司要求的条件”等工作。

　　“美泰在选择加工商时，最少会强调三个类别，‘品质力量’、‘工程力量’和‘生产力量’。与此同时，还会要求加工商必须具有ISO9000认证，OHSAS18000（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COC（加班控制）认证等。”周玉告诉记者，在如此严格的考核程序中，能被美泰挑上的，肯定是一家管理规范、有品质保证的加工企业。

　监管“漏洞”　　然而，与美泰拥有13年良好合作记录的利达，却为何还是出现了玩具铅超标？
　　研究发现，当儿童血液中铅含量超过100微克/升，就会对儿童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国际上公认：血铅浓度超过100微克/升称作“儿童铅中毒”。
　　据了解，按照美国的玩具标准要求，玩具是不允许存在铅含量的。美泰召回玩具的根本原因在于，利达生产的玩具娃娃的眉毛处铅含量超标，而另一家同样因铅超标而被暂停出口的企业——东莞汉胜木业制品厂，超标铅存在于玩具火车的“STOP站牌”上。正是对这两个细微位置含铅量的疏忽，使得利达和汉胜这两家玩具制造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每一种款式的玩具在批量生产之前，代工企业最少要出三次样板。在这些样板中，美泰公司肯定会对每一种原料进行严密的检测。因此，只要确保产品达到样板的标准，就不可能出现铅超标问题。”周玉估计，在确定订单和检测样板之后，利达玩具的质量问题很可能发生在缺乏跨国公司直接监管的生产环节。
　　“除了美泰等大型企业偶尔会派质管人员检查加工厂外，绝大多数的跨国公司在进行严格的前期检查后，都不再监督加工企业的生产过程。”据周玉介绍，多数时候，跨国公司只有到了产品的完成阶段才会派出QC员（QC即英文QUALITY CONTROL的简称，中文意思是品质控制，相当于一般企业中的产品检验员）进行验货。这样一来，在加工生产链条的中间环节便出现了一个监管的“漏洞”。
　　事态后来的发展印证了周玉的判断。
　　据了解，利达玩具一般均采用供应商“东兴”提供的油漆。今年4月初，“东兴”生产油漆的黄色色粉出现短缺。为尽快采购，“东兴”在网上查找到了东莞众鑫色粉厂。随后东莞众鑫色粉厂向“东兴”提供了无铅色粉证书、认证资料和相关执照。4月10日，“东兴”开始向东莞众鑫色粉厂进货。
　　按规定，采购色粉要到检测机构认定，但佛山没有相关的检测机构，必须到广州检验，需要5~10个工作日才能做出检测结果。“东兴”为了尽快向利达公司供货，省略了检测的环节。但没料到是这批色粉含铅量超标。事后调查，“众鑫”当初提供的无铅色粉证书、认证资料纯属伪造。
　　这一过程恰好脱离在美泰的品质监控之外。
　　直到6月中旬，美泰公司对玩具进行抽检时发现铅超标。美泰公司负责全球质量保证的高级副总裁吉姆·沃尔特在公司宣布召回时，曾向媒体表示：“美泰与这家供应商合作多年，建立了很强的互信关系，因此美泰允许该厂家对所生产的玩具自行检测，只是检测人员需要经过美泰的培训。”
　　周玉告诉记者，从调查上看，利达出现的产品质量问题显然是无心之失。但是，由于外资企业不直接监管生产过程，很多时候，加工玩具的质量问题就容易出现在这个“漏洞”上。

　代工之变

　　张树鸿的自杀在不少珠三角玩具加工企业中造成了震动。

　　8月2日，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发出公告称，因为涂料的含铅量超标，召回美泰公司销售的96.7万件塑料制学龄前儿童玩具。8月9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依据有关规定，对“利达”做出暂停产品出口的处罚，并要求其进行整改。8月11日，张树鸿被发现在工厂仓库内自缢身亡。

　　张树鸿没有就自杀原因留下遗言。但据利达玩具公司员工估计，涉及被召回的96.7万件玩具从召回到赔偿损失，大约要负担3000多万美元。在被暂停产品出口后，企业可能面临破产。

　　据了解，今年53岁的香港商人张树鸿于1994年与朋友合伙在佛山设立佛山利达玩具公司，专门为美泰玩具公司贴牌生产各类玩具。在与美泰长达13年的合作中，利达玩具由一家仅有数百人的小厂，迅速发展成为年产值2亿元，拥有帅盟、恒景两家分厂，职工近5000人的佛山市第二大玩具生产商（规模仅次于同样生产美泰玩具的南海中美玩具厂）。

　　“这么大的一个企业，最后却经受不住一次召回事件的打击。中国玩具加工企业的利润太微薄，承受的风险太大了。”东莞一玩具企业负责人向记者感叹道，张树鸿自杀后，自己也开始思考，怎样才能加快企业转型，拥有自己的品牌。否则将处处受制于人，拿着最低的利润，却要承担着随时停工倒闭的风险。

　　“玩具加工企业利润非常微薄。”周玉告诉记者，为美泰代工，对很多国内企业来说，已经是一件“美差”。生产美泰玩具，利润最高的电子产品有希望获得7%的利润，其他的塑料、毛绒产品，利润一般在7%以下。如果是中型外资企业的订单，中国加工企业能获得的利润多数只有4%，个别甚至不足2%。

　　针对代工环节的监管“漏洞”，深圳观澜一家玩具厂负责人告诉记者：美泰一直就对供应商进行不同部门交叉监管，但频率一般为两三个月一次。现在，监管的频率明显上升了。与此同时，美泰还要求有能力的工厂增加检测手段。为此，他们的玩具厂最近刚花了30万元人民币买了一台X光扫描设备，可以扫描到重金属是否存在以及是否超标。

　　该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实际上，在媒体没有曝光之前，美泰内部的整顿、改善已经搞了一段时间，只是这次召回玩具的量和涉及面比较大。”

　　“一些跨国采购公司在中国只有一个几十人的办事处，根本无法对中国数十、甚至上百家的代工企业进行全面生产抽查和监管。”周玉提醒记者，即使是全球最大的玩具生产商美泰，也是在海外舆论的压力下，才对外公开涉及召回产品的中国代工企业名称的。不对外公开海外代工工厂的企业名称与地址，一直是许多跨国公司的经营惯例。这种对海外代工厂名单执行“保密”的方式，无形中增加了世界各地消费者、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对本土代工企业的监督难度。

　　我国实施儿童玩具召回管理制度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8月31日公布并正式实施《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这是我国继2005年《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制定后对缺陷产品实施召回管理的又一举措。这一规定在《产品质量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格了生产者生产存在缺陷的儿童玩具的产品责任，明确规定了生产者是缺陷儿童玩具的第一责任人。

　　《规定》要求，对于儿童玩具存在缺陷的，即使生产者生产的儿童玩具符合我国有关产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但经过调查、评估认定存在缺陷的，生产者必须停止生产、销售，向社会公布有关情况，通知销售者停止销售、消费者停止消费，并向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报告。通过完善消费说明、退货、换货、修理等方式，有效消除缺陷可能导致的损害。

　　《规定》还要求，对于经国家监督抽查不符合国家有关安全标准的儿童玩具，经确认属于存在缺陷的，由国家质检总局直接责令生产者召回，并发布安全与消费预警。陈纯丽

　　背景：美泰公司的前世今生

　　1945年，美泰诞生于加州南部的一个车库。从最开始的制作相框，到利用制作相框剩下的材料生产小型的家具玩意，玩具行业的航空母舰由此开始搭建。

　　1959年，创始人之一露丝·汉德勒发现女儿爱玩纸张裁制的平面穿衣玩偶，受此启发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个金发美女娃娃，并用女儿芭芭拉的昵称取名为“芭比”。目前，芭比的足迹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平均每一秒钟在世界上就有3个芭比娃娃被售出。

　　1960年，美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并在上市五年后，跻身《财富》500强企业。1963年，美泰公司首次进入国际市场，并以授权的方式在英国、法国、德国、南非、意大利和墨西哥等国家生产芭比娃娃。

　　美泰进入中国市场之初，总部设在香港。美泰玩具（香港）有限公司主要负责管理在中国深圳、东莞和佛山的五家分公司。

　　2004年，根据美国总部的要求，香港总部迁往与美泰进行来料加工合作20多年的南海官窑镇。目前，全球总部设在加州el segundo的美泰，员工超过3万人，在43个国家设有铺售机构，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成为全球最大的玩具集团。主要品牌包括BarbieDoll，HarryPotter，Hot Wheel，Match Box，American Girls，Fisher Price等。

　　据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的历史记录，美泰第一次召回产品是在1979年1月，召回产品是附有一套红色小塑料导弹的太空玩具，尽管所有产品都达到安全标准，但出于儿童可能误吞或吸入小导弹的顾虑，美泰发起了“导弹邮件”计划，鼓励父母及儿童邮寄退还产品并免费更换为风火轮玩具车。

　　美泰第一次召回中国制造的玩具是在1995年2月，召回20万件迪士尼玩具。原因是如果米老鼠的头掉了，会对幼儿造成哽塞的危险。在今年8月及9月召回事件之前，美泰规模最大的一次召回是在1998年，当时公司召回了超过1000万辆的无敌风火轮玩具赛车。

　　迪士尼中国工厂名单：不愿公开的秘密

　　一箱箱可爱的米老鼠玩具，在深圳浩威模具厂中国工人的手中诞生，但这些中国工人却似乎与迪士尼没有任何关系。

　　“这些工人没有与迪士尼签订任何合同，也没有读过迪士尼的《生产行为约章》（Code of Conduct）。”香港SACOM（英文全称Students and Scholars against Corporate Misbehavior，中文翻译为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组织成员梁柏能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贸易合作”行为。

　　9月12日，香港SACOM组织成员前往迪士尼（亚太）总部与国际劳工标准计划负责人交谈，他们希望迪士尼可以与中国内地工人签订统一的劳动合同，并且公开在中国内地的加工厂名单，接受社会监督。

　　“迪士尼以自己只是一个特许经营权持有者，内地工厂与迪士尼无关为由，拒绝与中国工人直接签订关于迪士尼的劳动合同。同时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绝透露内地工厂名单。”参与那次会谈的香港SACOM组织干事丘梓蕙说。

　　“问题”工厂

　　香港SACOM成立于2005年6月，其宗旨是希望藉（香港）本土学生力量，连结国际学生及劳工运动，密切监察全球生产链之中的各种问题，例如厂方层层压榨劳工、忽视工人基本职业健康安全等。

　　2005年，香港SACOM开始对中国内地玩具工厂展开调查。2006年6月，香港SACOM再次赴珠三角，对包括深圳煌星轻工制品厂在内的多家迪士尼授权生产商进行调查。2006年9月，香港SACOM向媒体和迪士尼（亚太）总部公布报告，声称经调查发现，深圳煌星轻工制品厂存在诸多管理问题。随后迪士尼（亚太）总部派出审计人员，对深圳煌星轻工制品厂展开调查。不久，迪士尼停止向煌星厂发放订单。

　　2007年1月31日，拥有18年历史和800多名员工的深圳煌星轻工制品厂，在遣散所有工人后锁上了铁门，正式倒闭。“迪士尼在无任何协助供应商整改的情况下，对煌星轻工制品厂作出惩罚性的停单行为。”梁柏能说：我们不是要让接受调查的工厂失去订单，而希望迪士尼提高单价，以反映合理的劳动成本，使它的供应商不需因订单价格太低而剥削劳工。”

　　2007年2月，香港SACOM继续对迪士的另一家供应商――深圳浩威工厂进行调查时发现，该工厂在员工工资、生产管理、生产环境和加班制度上存在诸多问题。香港SACOM再次向位于香港的迪士尼（亚太）总部提出抗议。

　　据悉，深圳浩威工厂位于深圳沙湾沙塘布村，该厂目前正酝酿搬迁东莞。据香港SACOM调查，该厂存在工人工资过低、超时加班、住宿和生产条件差及部分员工没有签订合法劳动合同等问题。

　　“迪士尼没有主动承担责任，而是把问题推向了日本的授权商。”丘梓蕙告诉记者，迪士尼回应称与迪士尼签约的是日本企业RunA Co,.Ltd（宏毅），而中国加工商是与宏毅签订了加工合同。因此，中国加工商涉及的劳工问题，需要与日本方面协商，迪士尼只能从中尽力沟通和协调。

　　对此，迪士尼（亚太）有限公司企业传讯部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否认迪士尼不愿意对中国代工商在生产中出现的问题提供帮助。该负责人告诉记者，迪士尼并没有回避问题。目前，迪士尼正在主动配合工厂和相关的授权商，一起制订一套完善的修正计划，引导中国内地工厂营运，使其符合守则。

“隐形”员工

　　针对香港SACOM提供的浩威工厂调查报告，迪士尼（亚太）有限公司企业传讯部副总裁Alannah Goss在给记者发来的声明中表示：“迪士尼一直致力于保障员工的安全与福利，以及公平公正的劳工标准。”

　　声明中称：迪士尼于1996年订立了完整的国际劳工标准（ILS）生产商行为守则及支援项目，并对生产迪士尼品牌商品的各独立营运工厂进行定期的社会责任审核。所有与迪士尼合作的授权商及生产商都根据合约同意遵守国际劳工守则。迪士尼亦提供支援及推广项目，积极鼓励合作，提高对劳工准则的知识，加强检察效用。

　　对此，梁柏能则表示：有证据证明，迪士尼并没有尽到定期社会责任审核的责任。

　　据香港SACOM调查：迪士尼的工作人员，是在浩威工厂的调查报道曝光后，才于今年6月第一次到工厂巡查。但事实上，这家工厂已经生产迪士尼玩具10年。如果情况属实，则意味着这批中国“隐形员工”，已经不在迪士尼的监管视野内默默工作了10年。

　　对于上述事件，迪士尼（亚太）有限公司企业传讯部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并没有给予明确确认。该负责人仅表示：“今年6月，迪士尼已经派人对浩威工厂展开审核。经审核发现，浩威工厂的确存在违反劳工守则行为。但是，在今年6月以前，迪士尼是否有派员工对浩威工厂进行不定期检查，则需要翻查公司的历史资料，短时间内无法核实。”

　　据悉，在香港SACOM的关注和经销商的压力下，在今年4月份，深圳浩威工厂已经对生产条件进行了整改。

　　根据香港SACOM最新的调查报告：目前该厂的工时已经缩为每天工作8小时，每月工作26天。周六白天上班，晚上不加班。工厂大部分工人已经签订合法的劳动合同。另有工人透露：“从今年7月17日起，工厂工人已不再像以前一样，8、9个人围着3盘菜抢饭吃，而是改成了一人一盘饭菜。”

　　“但是，我们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内地的企业老板，因为成本的压力很明显。如果跨国公司继续追求‘无限低价’的订单，那么，即使加工厂在外界压力下被迫提高工资，但工厂对员工的其他收费则又可能增加。”梁柏能说。

　　据香港SACOM调查：目前浩威工厂的加班费，虽然已经从2.5元/小时猛增到6元左右/小时，但工厂向工人收的生活费（主要是住宿费用）也由以往的每月90元提升到200元，升幅超过一倍。而伙食费，也由每月45元，提升至180元。

　　“表面上工资大幅提升，但实质上工人的工资只比以前多了约100多元。”梁柏能强调，我们认为浩威工厂并非是一个特例，而是迪士尼在内地的供应商普遍的情况。因此，我们要求迪士尼改变制度，才可根治问题。

秘密名单

　　“在不公开内地加工厂名单的情况下，迪士可以巡查工厂，也可以不巡查工厂。反正产品质量出了问题，按照合同，中国的加工企业就必须召回产品。迪士尼没有任何的社会公众监督压力。”香港SACOM统筹主任陈慧玲说。

　　“跨国公司对企业的生产环节不严加监管，同时又拒绝透露加工企业名单，明显是想逃避社会监督。”梁柏能说。据梁柏能介绍，至今为止，绝大部分的跨国公司都不愿意公开他们在中国的加工厂名单，包括迪士尼。他们拒绝公开内地加工厂名单，可以避免社会组织对他们生产环节的社会责任进行监督。

　　“耐克、阿迪达斯等运动品牌，他们在世界的加工厂名单都是公开的。”梁柏能说，加工厂名单公开后就要接受社会监督，如果管理不善，就会对企业的品牌造成负面影响。事实证明，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的加工厂，其工人待遇和管理要比不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的加工厂规范许多。

　　“跨国公司没理由对加工厂的生产全部免责”。陈慧玲质疑道，产品包装明显盖有迪士尼商标的玩具，怎么能因为他的生产车间不在美国，而是搬到了中国，就可以说生产车间内发生的责任都与迪士尼公司无关了呢？

　　据香港SACOM调查获得的一份浩威工厂的《计件单价表》显示：一个迪士尼电话吊饰，总共有10多道工序，每道工序最低的工资只有人民币0.02元，每件产品的工资只有0.2至0.5元人民币左右。估计一个迪士尼电话吊饰的售价约为50港元，劳动成本占零售价不足1%。

　　“同样的工作，在美国其工人的工资要翻15倍，劳动成本要占零售价的15%。”东莞一玩具加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即使中国工人的工资已经被压低到这种程度，很多中国玩具工厂的利润却仍然不足5%。

　　该负责人得出这一对比的依据是：当中国工厂的产品运往美国，如果部分工序出现问题需要在美国返工时，美国工人的工资基本都是中国工人的10倍以上。

　　“在中国生产的产品，绝大部分都销往美国和欧洲。但许多欧美的消费者却并不了解中国内地加工厂面临的真实状况。”梁柏能说，我们必须让欧美当地的消费者知道，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地区，采取的是一种不负社会责任的生产方式。

　社会责任

　　由于迪士尼拒绝透露中国内地代工企业名单，香港SACOM决定，以后每一个月都将对迪士尼在内地加工厂的生产状况进行调查，并且发布每月报告，直至迪士尼公司肩负其应该承担的责任。

　　迪士尼没有接受香港SACOM的要求。迪士尼（亚太）有限公司企业传讯部负责人表示：迪士尼会协助授权商与玩具厂订立公平公正的劳工标准，致力保证为合法授权商生产迪士尼产品的工厂员工提供安全与福利。

　　“跨国公司制定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一个欠缺独立性的自我监察机制，没有工人、民间团体、消费者的参与，难以保障工人权利。” 陈慧玲举例说，跨国公司对供应厂商的查核报告往往是不公开的，这样即使有工资过低、工时过长等违法情况，广大的消费者也无从知晓，更遑论敦促企业及其供应厂商改善这些问题。

　　陈慧玲认为，跨国公司将“社会责任”写进中国加工商的合同里，却不进行实质性的帮助或者监督。这时候，《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已经沦为跨国公司的公关伎俩，做表面文章，向日益关注企业生产责任的欧美消费者“交差”而已。

　　 跨国公司“单边责任”策略曝光

　　为了实现“无限低价”，一些跨国公司更乐意与中国工厂签订“短期订单”，使中国工厂为了“抢单”而相互压价；为了避免“停单倒闭”，中国工厂也不愿意仅为一家跨国公司服务，而是四处接单再分包工序，由此可能影响了质量控制。

　　由于订单时间紧迫，虽然合同注明不可将订单外包，但仍有跨国公司QC员（品质控制，相当于产品检验员）对中国工厂私下表示“别做得太难看就好”。面对社会责任检查，有玩具工厂专门建设了一个“形象”工厂，并指导工人在调查问卷中造假。

　　一个月以来，随着中国制造的玩具在海外频频遭遇“召回”事件，一些长期存在的玩具加工“潜规则”也开始逐渐浮出水面。而在这些“潜规则”中，中国企业往往担负着“单边责任”的风险。

　　短期订单

　　“跨国公司往往会给你一个预期，比如估计之后半年销售有多少，但是没有订单承诺。这样一来，产品卖得好的话就有大的订单压下来，如果不能按时交货就让你空运，否则以取消其他订单等多种手段威胁你。”东莞天基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成伟伦告诉记者，外国零售商很多时候与中国的供应商之间只签订短期合同，外加一个长期的口头契约。

　　“许多跨国公司都会选择向中国企业下‘短单’，并且会将订单分拆给几个中国工厂生产。”深圳某玩具企业负责人周玉（化名）告诉记者，这样做不仅能保证跨国公司的产品供应安全，而且还确保了跨国公司在价格上的话语权。

　　“沃尔玛、家乐福，这些公司的议价能力很大。一个500万元的订单，你这个企业不做，还有很多企业争着做。很多中小企业根本没有能力提价，因为提价的话，如果客户不接受，工厂就接不了订单。”东莞润田服装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启辉告诉记者，该公司曾有为美泰加工玩具的经历。

　　中国的加工企业，实质上就是跨国公司的“打工仔”。“由于订单的不确定性，很多时候中国工厂就不得不同时接好几家跨国公司的订单。这样一来，当订单突然集中增多的时候，中国工厂就不得不将部分工序分包给其他更小的工厂。在逐级分包的过程中，产品质量往往就有可能失去控制。”周玉说。

“形象”工程

　　“跨国公司在合同上会对产品质量提出严格要求，但是，对中国企业的生产环节则基本不进行监控。产品监控的最后一关就是QC员验货。”周玉说，在一些技术手段“设计”下，跨国公司的QC员监控体系几乎处于“无效”状态。

　　据周玉介绍，“一些国内的玩具加工企业将部分订单分包出去以后，他们会记录下这些分包后生产的玩具产品的货物编号。当QC员前来检查时，企业会将本工厂生产的产品摆在仓库的最前面抽检。等到中午请QC员吃饭时，再叫员工偷偷将分包出去的产品重新调至QC员抽检过的前面仓库，同时将QC员抽检过的前面货物再一次挪到后面的仓库。”

　　周玉告诉记者，个别中国工厂逢年过节都要给QC员赠送礼物、打点过节费，目的就为了让QC员在检货的时候，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产品蒙混过关。

　　“有时候，跨国公司本身也会对企业的私下分包行为持默许态度。”周玉对此有切身体会：某著名跨国餐饮集团曾向周玉任职的一家工厂下一份紧急订单，“生产一批用于在快餐店内赠送的儿童玩具”。按照订单当时给出的价格和时间要求，周玉所在的工厂根本无法完成。最后，周玉只好将部分工序转包给其他小企业生产。而该跨国餐饮集团QC员在获知此事后，仅提了一句：“别做得太难看就好。”

　　据香港SACOM（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组织成员梁柏能透露：为了应付跨国公司的社会检查，一些中国加工厂甚至建设了“标准”工厂。而一些跨国公司的人员也乐意到“形象”工厂中巡查。事实上，这样的“标准”工厂只要随意暗访一下工厂内的工人，就可以获得真实的情况。

　　据香港SACOM的内地调查报告：在深圳的浩威工厂，有两个附属厂房，其中一家名叫“进达”。有工人表示，“进达”厂是专供检查之用，该厂车间有空调，实际在厂工作的人比较少，车间也比较宽畅。

　　对于跨国公司逐步推行的“社会责任”，也有业内人士质疑：“打着关注中国工人生产环境的旗号，跨国公司不但要了解中国员工的工资是否符合最低标准，还要了解员工吃饭要花多少钱，宿舍的费用是多少。这样一来，整个企业的运营成本，跨国公司不是全部都掌握了？”

　　“如果跨国公司有意在中国推行‘社会责任’，为什么不派专人来华协助中国的生产车间改善流程，教育中国工人如何减少工伤，提高效率？真正需要跨国公司出钱出力的事情，他们不愿意做，为何只对中国企业的运营成本那么感兴趣？”这位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工厂进入了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链条，但跨国公司“美好”的文化、制度、管理系统却没有进入中国。

　　周玉表示，对于一些跨国公司来说，他们不可能直接跟不符合生产要求的加工企业签约，这样会使他们在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时，落下被追究责任的把柄。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不愿意向生产条件较好的加工商支付更高的费用。所以，在多数情况下，貌似很严格的跨国公司合同，实际上只是一个“形象”工程。

责任转移

　　“跨国公司跟中国企业签订的合同非常严格。”据周玉透露，特别是在正式文本后的附录部分，详细例举了“订单不可转包”、“采用何种原料”、“必须如期交货”等具体要求和违约惩罚措施。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又给出一个几乎无利可图的采购价。

　　周玉告诉记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的加工企业接了单，要赚钱就必须冒着犯规的风险把订单转给生产条件更差、无法保证品质的小企业。而小企业为了赚钱就只能采用次一点儿的材料。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加工商最后提供的产品可以顺利通过海关进入国际市场，大家都相安无事。如果万一发生消费者投诉或者被检查出质量隐患，下单的跨国公司就马上“按合同办事”，要求中国的加工企业承担召回责任。

　　有些时候，即使中国企业的产品没有发生消费者投诉也有可能被扣款。据成伟伦透露，“在一些跨国公司中，产品品质不好就扣款。他们说多少就扣多少，一般3%到5%。由零售商的主管判定，没有什么标准，但几乎每批货都会被扣。”

　　“如果这个月跨国公司下给你的订单，你说产能应付不过来不接，那么以后可能你永远都接不到订单了。”周玉说，在这样的压力下，无论多急的订单，加工商有时候也只能硬着头皮接下来，然后再发包给其他的小加工商生产。如果万一中国企业无法按时完工，跨国公司无法向国外经销商交货的违约责任，也要算到中国企业头上。

　　周玉举例说，如果是来自美国的订单，在中国企业的加工合同中往往会注明：“如果中国的加工商没能及时交货，必须按照该产品在美国的市场售价赔偿。”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玩具生产成本与美国市场售价之间会有7~10倍的差距。这意味着，利润微薄的加工企业一旦无法按时交货，就会马上面临巨额亏损。

　　据周玉透露，在中山市，曾经有企业因为赶不上进度，为了减少损失，避免空运，迫不得已把一批空箱塞进货柜运往美国。最后再根据合同，对缺少的货源进行了违约赔偿。

　　“如果用飞机，航运的价钱比成本还高。如果放弃不运，不但在香港订好的船要交违约金，企业还要按照合同交纳全额的违约金。如果只是缺货，则只按缺货部分罚款。后者明显是损失最小的方案。”周玉解释道。

　　“在外国零售商与中国供应商之间，还存在着许多的不公平条款。”据东莞一玩具企业负责人透露，对于大一点儿的项目，零售商或中间商还要收一定的保证金。该负责人的一位朋友争取了一个800万美元的项目，交了几百万美元保证金。但是，中国的供应商并没有因此获得主动权，跨国公司还是可以随时停你的订单。另外，有时侯零售商与供应商签的合同是合作，不是买断产品。但是，如果产品卖得不好，即使品质没问题，零售商还要反过来罚供应商的钱。

　　“事实上，几乎所有可以想象到的风险，跨国公司都可以通过合同把责任推卸到中国企业头上。”周玉说。最近美国宣布的多项玩具召回案件中，只有少部分玩具涉嫌铅含量超标，其余大部分源于玩具自身设计缺陷。

　　但据周玉透露，按照一些海外企业的做法，只要对方愿意，玩具设计的责任也可以算到中国企业头上。“一款玩具的功能、外观设计图是外国公司提供的。但是，中国的工厂要接单，就必须就此作出生产设计图。比如，你的模具怎样设计？你的生产流程怎么设计？”周玉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海外企业所设定的玩具功能要求，中国做出了生产设计图，最后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安全漏洞，是不是跨国公司也可以责怪中国企业，因为你设计的生产流程有问题，所以构件不牢固？

　　周玉还说，如果有海外的不良企业翻拍其他公司的专利产品，然后将照片寄给中国企业，要求中国企业按照片设计生产图。将来如果出了国际知识产权纠纷，万一海外企业不认账，推托是中国企业设计的，中国企业怎么辩白？毕竟生产设计图也是中国加工企业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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